他把信装进信封，写上「新一军军部文书科李宗敏雇员收」，贴上邮票，在当天下午的休息时间走到营区门口，投进了邮筒。
邮筒是绿sE的，漆面有些剥落，露出底下的黑sE铁皮。他把信丢进去的时候，听到信封落到底部的声音——很轻，像一片叶子落在草地上。
他不知道这封信要多久才能寄到妹妹手上。也许两天，也许五天，也许一周。在这条漫长的通讯链路上，每一封信都是一次赌博——赌邮差不会把信弄丢，赌检查信件的人不会拆开来看，赌收件人的名字没有被写错，赌收件人还在原来的地方。
他没有想太多。他把这些担忧压在心底，转头走回训练班，继续下午的课程。
十一月下旬，训练班开始讲授情报基础。
这门课程的教官不是现役军人，而是一个穿便服的中年男人，姓孟，保密局的人。他没有自我介绍，没有说自己的军阶，甚至没有说自己的全名。他只是走进教室，把一本薄薄的讲义放在讲台上，然後说了一句话：「情报工作，不是猜谜，不是算命，不是靠直觉。情报是一门科学。」
李宗翰在心头一凛。他听过这句话——不是在一九四五年，是在现代，在他在大学选修情报学课程的第一堂课上。同样的句子，同样的语气，甚至连停顿的位置都一模一样。这个姓孟的人，如果不是从现代穿越来的，就是情报学在中国最早的推动者之一。
孟教官的课程内容非常紮实。他讲解了情报的分类——战略情报、战术情报、通信情报、人力情报；讲解了情报的收集方法——观察、访谈、渗透、截获；讲解了情报的分析方法——交叉b对、来源评估、时效X判断、可靠X验证。这些内容在李宗翰看来并不新鲜，但他仍然非常认真地听、非常认真地做笔记。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为了建立一个「合理的知识来源」——以後当他写出那些准确得不像话的分析报告时，他可以说：「这是孟教官教的。」
孟教官的第三堂课，讲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。
「共军的情报工作，」孟教官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讲天气，「b我们做得好。」
教室里安静了。不是那种专注的安静，而是那种尴尬的、没人敢说话的安静。在「共匪」还是标准称呼的年代，在「勘乱」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所有人都知道要打仗的年代，一个教官在课堂上说「敌人的情报工作b我们做得好」，这不是教学，这是政治表态。而他敢於在课堂上说这句话，说明他背後有足够y的後台——或者，他根本不在乎後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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